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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们一起来的有一家郭姓,就住在上面那座小四合院里,后来又陆续来了姓曹的,姓魏的,都在这里住了十几辈子了,可到了现在不能住了,都走了,说个不能住就不能住了……不遭光景、不动刀兵是没有人肯来这地方住了。”
老人说到这里深深叹了一口气,神情有些怆然,眼神游离,声音也低沉了下去。
老人说的“遭光景”
是指颗粒无收的灾荒年。
有一首陕北民歌叫《卖娃娃》,唱的就是民国灾荒年里老百姓被迫卖掉自家孩子的不得已:“民国那十九年整,遭了一个大的年成。
高粱面刷糊糊,三天就喝两顿。
可怜实可怜,可怜我没有钱,买了二斗秕荞面,没推下二斤面。
逃荒也不行,守家更不成,想前想后无法办,骨肉分离下决心。
大的七八岁,二的五六岁,撂下那个怀抱抱,谁要就卖给谁。”
这个民族对于历史上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记忆尚未完全失去。
五六十岁的人大都还记得野菜、树皮、观音土。
我问他:“人们都走了,那你为什么不搬走?”
老人说:“人家走就走哇,我不走,人家说不能住,可我觉得这里能住着哩,这里好,种什么长什么。
我自己种着四亩地,打下的粮食足够吃了。
山里有的是药材,什么药材也有,每年卖点药材也够我零花了。
我老了,老骨头就埋在这里吧。”
我问:“搬走就搬走吧,为什么要把房子拆了呢?”
老人说:“搬走的人到新地方要盖房子,要用檩条用大梁,就拆了。”
我又问:“他们都搬到哪里去了?”
老人说:“去哪里的都有,有去下芹的,有去八甲口的,都四分五散了。”
说着话,刚才路边见到的那位中年农民上来了。
我们的到来给这个沉寂的小村带来了一丝热闹,中年农民姓郭,蓬头垢面,脚上着一双破旧的布鞋,端着一只裂了璺的大碗,碗的外面印有红色的囍字,碗里是黄橙橙的玉米圪糁稠饭,饭上面码着些萝卜菜,边走边吃。
中年农民姓郭,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看上去四十岁左右,不知何故没娶媳妇,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
进了田德生家的院子,倚着墙根蹲了下来,接过话题说:“唉!
都走了,留下的不是孤寡老人,就是五保户,还有残废的。”
从他们口中得知,这个村的村长是最后一个搬走的,所有的党员都走了,剩下四口人都是普通村民。
老人说起了当年的便工队、土改,说起了抗日战争,说起当年分田地,斗地主,划出三六九等的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田德生家是贫农,上面姓郭的那家是富农。
……这些事他记得清清楚楚。
半村原来有小学,有老师,有卫生所,后来都撤了,为了孩子不失学,只好都走了。
田德生说:“其实人们都不想走,没人想走,可是不走没办法,娃家要念书。”
提起小时候的事情,老人的情绪有点亢奋起来,说:“抗战时我记得,日本人来了,大人把我藏到山上,安顿我说:‘悄悄嗯,不敢说话。
’这些事我都记得哩。
日本人走了没几年,开始‘土改’了,喊的口号是打倒地主老财恶霸。
那个时候,党员身份不公开,暗号标记是胳膊上挽着条毛巾,积极分子们头上裹着毛巾,脑袋后面挽个疙瘩。
杨柏村有个国民党地主恶霸,让他站在板凳上交代,人家站在上面说:‘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们’,一句话没说完,让积极分子抬起腿来一脚就把凳子蹬倒了,说:‘甚时候了你还和我们套近乎,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说罢用三棱木头几下就把他尦(niao)翻了,最后把他拽到镰杀地(玉米茬子地)里,脚上拴了条绳子,拽起来就拉。
狗日的有钱,吃得胖。
一木头下去,膘肉翻开,白嫩嫩的,一拨人打罢,又换一拨,最后让人们给活活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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