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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太平天子 中（第1页）

上次说到尉眷血洗伊吾城，大肆掳掠后返回国内。

这次大胜正值皇帝拓跋浚亲政、冯氏封后、确立皇太子之时，真真是四喜临门，拓跋浚自然心中高兴。

老将军尉眷历仕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三代帝王，居功至伟，战功卓著，是时候让老将军离开那蛮荒苦寒之地，回国颐养天年了。

于是拓跋浚一纸诏书，征召尉眷返回首都平城，任命尉眷侍中、太尉，晋封渔阳王。

因尉眷已经年老，拓跋浚还特赐老将军可以拄拐穿鞋上殿议事。

放下政府给予尉眷各种荣华富贵不提，拓跋浚此时正在和他的智库们悄然调整着国家的战略。

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北魏帝国由于过度扩张，深陷西域泥潭，而相比较西域这块骨头而言，江南才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可惜江南地区无论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等方面都和北魏差异巨大，就像油和水不能相融，这就要求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要把自身改造为“酒精”

，这样才能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

于是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国策很自然的从四处攻战向勤修内政、统一思想的方向转化。

当然，从北魏帝国统治阶层角度讲，勤修内政的目的是让国家强大，国家强大的目的还是继续扩张！

套用二战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的语式，北魏帝国在拓跋浚时期的国策就是：惟欲征服西域，必先征服江南；如欲征服江南，必先勤修内政！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拓跋浚对于国家的改造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首先，解禁信仰，恢复民间礼佛。

在战火纷飞，人命比狗命还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地上各族老百姓深受荼毒，精神上的极度压抑需要平复，需要宣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适时地传到中国。

佛教宣扬“因果轮回”

，教导人们：第一、认清自己现在所受之苦皆是前世报应；第二、要积德行善，为下世轮回积福。

佛教的这种理念，从大众角度讲，可以大大缓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楚；从统治阶层讲，可以教化人们在当下行善，安心做顺民，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于是，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信佛之人浩浩汤汤，大有替代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趋势。

但是，佛教信徒过多，则对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因为佛教徒不服兵役徭役，不向国家纳税。

各级寺庙就像一个个人口黑洞，在宗教信仰的庇护下，一定程度上脱离国家统治。

在战争频发年代，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资源，于是北魏帝国在世祖拓跋焘时期，就掀起一场“灭佛”

运动，表象上看，是崔浩鼓动的教派之争（崔浩是道教徒，参见“星落平城”

），其实是拓跋焘在和佛教界争夺人力资源，把还俗的教众驱赶到战场拼杀，或在农田中劳作。

而在高宗拓跋浚年代，由于国策的转变，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口必然会大大增加，而战争对壮丁的需求又大大减少。

此时，佛教对于平复社会心态，减少叛乱暴乱，稳定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就越发体现出来。

其实，北魏帝国早在拓跋焘“暴死”

的452年就开始解禁佛教信仰，诏令各州郡县老百姓在集中居住的地方，允许建立一座寺庙。

老百姓打算当和尚的，允许自由出家，大州可以有五十人，小州可以有四十人。

于是，过去在拓跋焘时期摧毁的寺庙佛像大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