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趣读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请假以及科普（第4页）

的希格斯粒子125GeV的6倍，但结果却仍然为零。

如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诠释，这一实验已表明高能对撞机在LHC的能区，其“边际效用”

已递减到“零”

。

现在，在王贻芳所提出的方案中，最大的能量也不过是LHC的7倍。

而按照这个趋势再做下去，如何确保再发现新粒子，或者其它重大新鲜事物？不仅如此，日内瓦中心也即将进一步将能量加大到20TeV，继续从事实验工作。

但日内瓦已经拥有超大型加速器，西方仅需重新投入一些钱，就可实现边际效益。

而中国却要重启炉灶，也不过是将能量提升7倍，却要重走日内瓦中心LHC已走过的漫长历程。

或者说王贻芳等人的方案，绝不是日内瓦的平等竞争对手。

日内瓦中心的LHC对于高能物理的贡献是巨大的，它运转了20年，先后共发现了四个重要粒子，而且几乎完满地证明了“标准模型”

的正确。

现在只剩下一个小问题，即轻子数是否“绝对”

守恒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但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需要超高能加速器来研究，而是需要中低能加速器，如现在科学院已立项的散裂中子源，ADS等项目来回答。

可以说，当前高能物理的发展态势，完全相应于所再三强调的供给曲线，将按“S”

性状向“右”

延伸。

而这时，却已有“大沙漠”

理论和LHC的实验结果，这些都表明这一延伸的“边际效用”

已大体上接近于零，也就是“S”

形状的曲线，已接近于“顶点”

。

那么，今日的中国还有何必要对这一座很难产生重大成果的CEPC-SPPC做重大投入？

5

当然，王贻芳所长一直强调，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时从未超支，上下涨落幅度不会超过5%。

应该说，这是历史事实。

而作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亲历者，我却要说出一些背后的故事。

高能所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在“文革”

之后，由***同志依据周总理的遗愿而特普的大型基础研究项目，其总造价为2.2亿人民币。

由于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央首次特批的大型科学研究项目，曾由中央出面，向各方面打招呼：这不是一块“唐僧肉”

，各部委不可乘机“啃一口”

。

这一“招呼”

，还传到了那时尚未回归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