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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要是不折腾该有多好啊（第1页）

却说王显耀、夏天他们为之奋斗过的市民银行的日子也不比夏天好过多少。

虽然申一枫、黄鹿离任后的班子十分努力，奈何失去了太多的黄金时间，以致绝大多数旧贷款几乎成了死帐，而应收利息则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这就酿成了一个奇怪现象：“三清”

工作，越清任务越重，越清金额越大。

而全行资产越多，经营风险也越大，经济效益也就越差。

这样一来，难倒了多届穷于应付一年一度股东大会的市民银行经营班子——他们也是换得频繁哪！

而当年临危受命当上湖贝支行行长的王显耀，在经历申一枫班子后期免职降级使用后，随着申一枫的下台，被新班子重新起用为支行行长。

但是，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他重新上任后，没有激动，没有冲动，更多的是反思。

他甚至有点后悔从公务员系列脱出来，在银行端碗饭吃。

他到了新支行的第一天，坐在行长室的真皮沙发上，自言自语地说：“难哪……”

。

但在此时，古丁力的话又在他的耳边响起：“正是因为难，市里才要组建市民银行！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

应该说，在“九七回归”

前成立的深圳市民银行，还是有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的。

首先，随着对各独立法人体制的金融服务社的成功收编，逐渐改变了深圳市资金市场利率高居不下，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过热融资行为得以降温和软着陆，避免了大的震动，进而有组织地、有效地保障了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深圳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

这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其次，在第一届班子时期，在古丁力、罗艺等核心领导成员对原员工、原业务采取有胆识、有远见的软着陆举措的推动下，无论是新业务拓展还是旧贷款本息清收工作，都走上了正轨。

然而，在接下来的攻坚阶段，随着工作压力越来越重、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各方的利益纠葛也越来越多，古丁力在上级人民银行的赏识之下选择了外调他行，而罗艺不久也离开了市民银行。

申一枫、黄鹿接任后，市民银行创一流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半途而废。

申一枫在貌似正派、正统的氛围中，中止了一些适合市民银行本身实际的灵活措施，导致存款迅速滑坡，这样，全行又重新回到接管时东奔西忙拉存款保开门的漩涡之中。

当碰了壁之后，申一枫才极不情愿地回到第一任班子所采取的一些通常业务做法上来。

正像人们指出的那样：人事方面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如果说，业务上的不当举措，是他们经验不足，判断错误而走的弯路的话，那么，申一枫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在人事组织措施上朝秦暮楚、临阵换将，常常乱点鸳鸯簿的不合常理的人事变动，就为市民银行的业务发展埋下了祸根，也断送了市民银行步入正轨后，拟通过发展来消化历史包袱的积极努力。

可以说，在金融服务社大力发展业务、大规模发放贷款的时候，申一枫不是参与者和组织者，没有什么责任。

但是，他主政后手中掌握着的政策和组织调整等大权，左右着银行业务发展与清收工作的成败。

因此，市民银行的旧贷款成千万、成千万地把帐烂在银行里，而钱却落在各种经营体的口袋里的结果，与第二届班子的主官申一枫的指导思想、个人品质、人事组织路线关系极大。

也正因为如此，上级主管部门对申一枫的工作，不持肯定意见。

后来，这小子黯然离开了市民银行，旋即退出了呼风唤雨的权力中心。

好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的几年开始，便高屋建瓴、锐意进取，谋划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取代曾为深圳特区改革开放之初立下汗马功劳的“三来一补”

加工产业。

当亚洲金融风暴袭来，外贸出口形势转趋严峻的时刻，仍然不惜花大手笔打造产业转型升级战役。

几年下来，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实现了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为标志的经济腾飞，并一举打开了出口贸易新局面。

此时，深圳的经济总量也比几年前来了个三级跳，着实让世人刮目相看。

在发展中壮大了经济实力的深圳地方财政，已经有能力消化过去形成的历史包袱。

于是，如何处置市民银行（含其前身金融服务社）在创新、改革的摸索过程中出现的呆旧帐乃至股权变更问题，便摆上了市主管部门的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