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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世家（第3页）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

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

，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

，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

，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

不知有多少“官商”

，因为主家迎合“上峰”

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

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

而且越是“官商”

，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

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

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

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

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

和“实业救国”

，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

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

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

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

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

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

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

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

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首要目标。

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

，干什么都横着来。

骂着“妈拉巴子”

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

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