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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顺治帝下诏求言为什么失败（第3页）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前引的谕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顺治帝自己的自白。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例。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

，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

，“其中不无冤抑”

，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

。

多尔衮曾经是顺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他的头号政敌。

要对多尔衮平反，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

。

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

的吓人罪名，本拟“斩立决”

，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

，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

的处分。

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

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

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

（《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

（《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

的风险，官员们怎么能不“以言为戒”

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味“虚邀名誉”

；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

，而不能以言治罪。

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顺治皇帝“下诏求言”

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