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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轴心时代（第2页）

楚昭王说：“令尹姑且奏来。”

令尹子西说：“‘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赏也；为人臣而谀其君者，刑罚不足以诛也’。

司马子期谏阻出游，实为忠臣；臣贺王出游，实为谀臣。

愿王赏忠诛谀，整饬纪纲，使佞臣不敢再以游乐惑君。”

楚昭王一听就明白了，羞愧难当，但还是想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说道：“司马诚属忠臣，不过只能谏阻寡人，如果后代楚王游览荆台而没有人劝阻怎么办呢？”

令尹子西不依不饶，说：“这个好办，大王千秋万岁之后，遗命筑山陵于荆台之上，后世子孙必不敢游于父母陵墓之前，以取欢乐。”

于是，楚昭王接受了子西的谏阻，立即停止游猎荆台，驾车还宫。

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有一个人听闻此事，意识到这件事背后所体现的楚国政治气候，不禁感慨道：“‘至哉子西’，跟着昭王十里而劝谏他，给百世之后作了一个表率，消除了隐患啊。”

这句话不久也传到楚昭王耳中，楚昭王大喜：“我找到要找的人了。”

这个人叫做“孔丘”

，著名的“孔子”

。

在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诞生了。

他的名字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近乎陌生，但如果提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命题，那一定会令人振聋发聩——“轴心时代”

。

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北纬30度上下的圈子里，有四个神奇的国度——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

虽然这四个国度的文明已进入铁器时代，农业、工业、商业自上古以来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但仍然处于战火弥漫、诸国纷争，靠武力说话的时代，面对这样一个朝夕不保的环境，统治者们便开始盘算一个问题：国家该如何治理，人民该如何统治。

毕竟没有一个统治者希望他的政策出现失误，导致他的国家面临灭亡的困境，他们需要治国理政的国策，需要统治阶级的统治宝典。

而他们所面临的这一切困境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更深刻的精神危机。

在统治者经验不足、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冥想的情况下，便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来分担这个问题，他们将自己毕生的经历和智慧，总结出不同的思想原则，形成独特的普世价值和系统的治国理念，产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

。

于是，这些被千山万水阻隔的四个地区的思想家们，几乎在同一时间，仿佛相互约定好了一样，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思想原则，也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中国的儒道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以色列的一神教以及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

并且，这些前卫、激进的思想家将他们治国理政的思想推荐给统治者，帮助其统治，实现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比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超越人类意识边界的、同时迸发的各种思想传统的神奇时代。

这个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直到今天的我们，也从未超越轴心时代的洞见。

神奇的是，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以色列的犹太教的先知们，有古印度的释迦牟尼，有中国的孔子、老子……

那个时候百家争鸣，思想和文化争芳斗艳、激烈碰撞，在历史的星河中，如同璀璨的烟花一般，辉煌灿烂、群星闪烁，他们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古希腊先哲逐渐重视理性思辨，探索客观事物的真理，触发了西方早期科学的诞生；古印度直接越过形而上的哲学思辨，跳跃到心的层面，探索人类的痛苦根源，实现解脱之道；而中国先哲们更多的是探索治国富民之道，当然其指导思想也是基于对宇宙万物规律的思考，在《道德经》中能发现老子对宇宙根源的思考，如世界万物，有生于无。

这些文化形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尤其是儒学的孔孟之道，更是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治世格局，孔子——也成为如今中国人的精神图腾。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其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

周初“三监之乱”

后，周成王封商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商丘建立宋国，奉殷商祀，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