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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一章 质量与产量的天平（第4页）

赵建国没有回头，眼睛依然盯着屏幕：“行。

但要有两个条件：第一，砂轮供应要跟上，现在一片砂轮磨两把刀就废了，提速后损耗更快；第二，检测要跟得上，加工快了，检测不能省时间，不然出了废品更耽误事。”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钱，和人力。

砂轮一片一千二，十二把刀至少需要十片——一万二。

检测需要更多的人手，但现在技术科就五个人，已经连轴转了。

那天晚上，谢继远给北京打了长途。

不是找望城，是找望城的领导——航空航天实验所的郑培民副主任。

电话通了，他简单说明了情况：德国订单要提前，需要技术支持。

郑培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谢，我们所里最近在试点‘星期日工程师’制度——允许技术人员周末去地方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合理报酬。

你们如果需要，我可以组织一个小组，每个月去武陵山一次，帮你们解决技术难题。

至于费用……”

他顿了顿，“可以用技术协作费的形式，从你们给所里的液压件货款里抵扣。”

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北京的技术人员有了实践平台和额外收入，“701”

厂得到了急需的技术支持。

第一个“星期日工程师”

小组在三月中旬到达。

三个人：一位是材料专家，五十多岁，姓吴，带来了一套便携式超声波探伤仪，比磁粉法更先进；一位是数控编程高手，三十出头，姓刘，专门优化加工参数；还有一位是质量控制工程师，四十多岁，姓张，帮“701”

建立完整的质量追溯体系。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周五晚上坐火车到省城，周六一早坐长途汽车进山，周六周日两天在车间工作，周日晚上离开。

时间紧，任务重，但效率极高。

吴工用超声波探伤仪重新检测了所有库存的德国棒料，又发现了三根有潜在缺陷的材料。

“这些料不是不能用，”

他解释，“但需要调整加工策略——避开缺陷区域，或者改变切削方向。”

刘工花了两个下午，重新优化了dg-300的加工程序。

他把精磨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用不同的切削参数组合，既保证精度，又把总加工时间压缩了百分之十五。

“德国人的程序太保守，”

刘工说，“他们按最差工况设计参数。

但你们的机床状态我看了，维护得很好，可以适当激进一些。”

张工的工作最繁琐：他要求每一把刀从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记录，都要能追溯到具体的人和设备。

他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流转卡制度，用不同颜色的卡片代表不同的工序状态。

看起来增加了工作量，但实施后，工序衔接的等待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三个周末，六天时间，“701”

厂的生产体系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材料报废率降到百分之二，加工效率提升百分之二十，工序流转时间缩短百分之十五。

四月初，第九、第十把刀完成，全部合格。

按新速度，剩下的十把刀能在两个月内完成——比德国要求的提前一个月。

但就在这个节点上，新问题又出现了：砂轮供应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