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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节（第2页）

，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

。

这说明，“杯酒释兵权”

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

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

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

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

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

所以李曜觉得“杯酒释兵权”

这件事，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

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

。

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

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而如果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

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

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

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文臣）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者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

北宋立国之初，重武轻文的风气依然如旧：开国诸将“官爵勋阶并从超等”

，位重势大，“意多骄蹇”

；而同为开国功臣的赵普，却屈居四品，“以枢密直学士立朝”

。

而“杯酒释兵权”

后，第一代开国将帅调出京城，“各守外藩”

，武人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为之改变。

此后，新提拔的第二代将帅，资浅功薄，自然无法与赵普等开国文臣相抗衡了。

故“杯酒释兵权”

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后又“独相十年”

，总揽朝政，文盛武消之势已是明若观火。

从更深的意义上看，“杯酒释兵权”

所解决的，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

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

，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