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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

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

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

最突出的一点是“跪”

。

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

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

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

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

，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

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

“儒”

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

，所以胜任愉快。

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

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

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

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

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

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

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

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

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

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

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

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

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

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